关于安全保障义务纠纷的裁判规则（四）

2024-12-07 04:20:44

　　75、参考案例：谢某丽、刘某成诉罗某然、陈某蓉等31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四十九团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纠纷一案

　　Ⅰ、死者刘某江溺亡时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但结合其年龄、文化程度，其已具备一定的分辨是非、保护自身安全的意识和能力，应当认识到在沙河游泳的危险性，刘某江在大量饮酒后，身体控制能力减弱的情况下无视危险仍然前往四十九团12连沙河游泳，将自身生命置于危险之中，最终溺水死亡，其对自身的死亡存在重大过错。上诉人谢某丽、刘某成作为刘某江的监护人，平时疏于对刘某江的管理教育，未履行好监护人职责，对刘某江的死亡应当承担主要责任。对于与死者刘某江共同饮酒的郭某、李某2、程某，虽系未成年人，但结合他们的年龄、认知能力均应知晓未成年人不得饮酒以及能够预见到酒后游泳的危险性，但在明知刘某江大量饮酒后又一同前往四十九团12连沙河游泳，对刘某江未能尽到提醒、及时劝阻、防范风险的义务，故对刘某江的溺水死亡存在一定的过错，应承担相应责任。对于一同游泳的成年人买某提应当能预见到酒后游泳的危险性，但在明知刘某江饮酒的情况下未能尽到提醒、及时劝阻、防范风险的义务，故对刘某江的溺水死亡存在一定的过错。一同游泳的罗某然、李某冉、周某熙、奴某、买某买、穆某、丁涛、阿某都因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刘某江溺水时均不同程度的对刘某江进行了施救，且也没有证据证明其与刘某江溺水死亡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故不承担本案民事责任。

　　Ⅱ、事发河道为自然河道，并非向公众提供服务或以公众为对象进行商业性经营的场所，四十九团作为河道管理者对于此类河道的管理职责主要是促进水资源保护、水域岸线管理、水污染防治、水环境治理等工作，对于自然河道，现行法律法规没有规定要设置安全保护设施及安全警示标识等安全保障措施。四十九团不应承担本案民事责任。

　　家教网络平台作为未成年人教育培训行业的经营者，应对家教教师资质、主要教学经历等内容尽到与其能力、地位相匹配的审核义务，以保障未成年人安全。如未尽上述义务，致有过犯罪记录、主要教学经历造假的家教人员进入平台，并引发家教上门服务时猥亵未成年人损害后果的，家教网络平台应就未成年人的损害后果承担侵权责任。

　　77、参考案例：吴某某诉张某某、李某、某某青少年体育俱乐部、某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纠纷一案

　　Ⅰ、“自甘风险”的认定。所谓“自甘风险”，是指“被害人原可以预见损害之发生而又自愿冒损害发生之危险，而损害结果不幸发生”的情形。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为增强体质、促进健康，未成年人参加对抗型体育运动培训已成为普遍现象。如跆拳道这类对抗型体育运动，其训练、比赛本身即存在一定的受伤害风险性，参与者处在不确定的危险之中，参与过程中出现的“正当危险”后果在一定程度上应当是被允许或容忍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颁布之前，未成年人在诸如跆拳道对打训练的体育活动中受伤，能否要求对练者或参加者、训练或培训场馆以及组织者承担赔偿责任，各地司法实践处理不一。民法典明确了“自甘风险”规则后，给此类纠纷处理提供了法律依据，使相关各方主体的责任承担更加公平合理，责任范围更加清晰明了。

　　Ⅱ、“自甘风险”的责任承担应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加以确定。“自甘风险”作为一项抗辩事由，通常会产生减轻或免除加害人赔偿责任的后果。对应到未成年人参与者，要充分考虑“受害者”和“受害者”参与体育活动的年龄、意愿、心智、训练经验、运动经历、受伤原因、主观过错等因素；同时，对于组织者或培训机构，尤其要充分考虑其资质、场地条件、教练员专业水平、对抗训练安排的合理性、安全保障义务、主客观过错、伤害发生后的应急处理等因素。综合以上，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实际、公平合理地确定各方责任承担范围及比例。“自甘风险”规则的妥善适用，既可合理分配责任，也可实现对损害结果的预防，在裁判规范、行为导向上都具有积极意义，亦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力体现。

　　身处VR环境中，玩家身体和意识的原有连接被打破，导致玩家大脑对身体的控制受到较大影响，较其在现实世界中玩游戏更加容易遭受人身损害。因此，经营者负有以积极行为防免危险、保护玩家人身安全的义务，即经营者应当事先询问玩家的身体状况，并告知其体验时的具体注意事项；当玩家体验时，经营者应当在现场派员工全程保护；经营者应当确保体验区域满足地面平整、可视可控、硬物软包等硬件安全要求。否则，经营者对消费者的人身损害存在过错，应当承担不作为侵权责任。

　　银行客户与银行之间存在合法有效的储蓄存款合同关系，开户银行负有保证银行账户（银行卡）内存款安全的义务。金融机构在提供电子银行服务时，因电子银行系统存在安全隐患、金融机构内部违规操作和其他非客户原因等造成损失的，金融机构应当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80、参考案例：田某某诉中国农业银行哈尔滨市道里支行等储蓄存款合同纠纷案

　　储户未尽注意和谨慎义务，没有妥善保管好自己的存折，并误将存款存入另一存折，导致存款被他人盗取，自身有一定过错；银行没有履行保障储户存、取款安全的附随义务，对异常的存、取款业务没有认真审核、登记备案、及时报告，导致存款被冒领，银行有明显的过错，应根据各方的过错程度来判决各方应承担的责任。

　　81、小区电梯失灵伤人该找谁赔付？——物业公司与维保单位如何承担赔偿责任

　　《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五十三条规定了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及其搁置物、悬挂物发生脱落、坠落造成他人损害的责任承担主体，即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及其搁置物、悬挂物的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

　　具体到因电梯坠落引发的侵权案件中，小区全体业主作为小区电梯的共有人，委托物业公司对电梯进行管理，物业公司一般会委托第三方维保单位对电梯进行维护保养。发生电梯事故后，受害人在自身受到伤害起诉至法院时，一般会将物业公司及维保单位列为共同被告。首先，根据《民法典》第九百四十二条，物业服务人应当按照约定和物业的使用性质，妥善维修、养护、清洁、绿化和经营管理物业服务区域内的业主共有部分，维护物业服务区域内的基本秩序，采取合理措施保护业主的人身、财产安全。因此，物业公司对自己小区内的电梯负有安全维护义务，对小区业主也有安全保障义务。若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应当对受害人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第四十五条，电梯的维护保养单位应当在维护保养中严格执行安全技术规范的要求，保证其维护保养的电梯的安全性能，并负责落实现场安全防护措施，保证施工安全。电梯的维护保养单位应当对其维护保养的电梯的安全性能负责；接到故障通知后，应当立即赶赴现场，并采取必要的应急救援措施。若因为电梯维保工作不到位，未能在电梯的日程运行中尽到对电梯的维修、日常运行维护等义务；在电梯发生故障后，未采取必要的应急救援措施，维保单位亦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因此，发生电梯致人损害事故后，一般而言物业公司与维保单位都要对受害人承担侵权责任。若物业公司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需要承担侵权责任；若维保单位对电梯维护保养不当，维保单位同样构成侵权。在审理该类案件需根据具体案情，并结合双方的过错程度分清内部责任之后，进而确认赔偿份额。

　　具体到本案，张某因电梯坠落受伤，遂将某房地产公司、某物业管理公司列为共同被告，但并未起诉电梯维保单位。某房地产公司并非案涉电梯的管理人，无需承担责任，而某物业管理公司作为案涉电梯的管理人，未能证实其对电梯坠落不存在过错。因此，某物业管理公司作为负有安全保障义务的一方，应对受害人造成的人身损害承担赔偿责任。某物业管理公司以与某维保公司签订电梯维保协议为由抗辩要求不承担责任的答辩意见不能成立，但某物业管理公司可依据《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五十三条中的“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赔偿后，有其他责任人的，有权向其他责任人追偿”的法律规定，向其他责任主体进行追偿，但不能将责任直接推脱到第三方。

　　结伴野外游泳的参与者负有相互照顾、救助义务，若参与者未尽到相关义务，应当对其他参与者的损害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水库管理人员有确保水利设施安全、功能完好等保障义务，但对进入水库游泳者不负安全保障义务。未成年人到水库游泳，不慎溺水身亡应由监护人承担监护不力的责任。

　　83、银行对网上银行业务客户资料负有安全保障义务——丁某诉甲银行储蓄存款合同纠纷案（上海法院2019年度金融商事审判十大案例）

　　涉银行卡网络盗刷案件中，生效刑事判决确定案涉交易系犯罪分子采用新型犯罪手法盗取账户资金的非授权交易，在无证据证明持卡人有可归责事由的情况下，银行未尽安全保障义务的，应对被盗刷的款项承担赔偿责任。

　　本案正是因犯罪分子利用非法获取的个人信息数据通过“撞库”等新型犯罪手段，盗刷网银引发的储蓄存款合同纠纷案件。银行作为电子交易平台的提供者，亦是电子交易方式的获利者，有能力且有必要采取严格的技术保障措施保障账户资金安全。本案判决明确了持卡人通过刑事判决证明系争交易为非授权交易，且在无证据证明持卡人有可归责事由的情况下，银行应承担赔偿责任，有利于督促行业提高电子交易安全保障，规范金融交易行为。当然，如银行能举证证明持卡人对上述损害有过错的，可主张减免其赔偿责任。

　　84、地铁车站对残障人士安全保障义务的合理限度与责任认定——宋某某诉地铁一分公司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案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宋某某及家人在得知无直梯后，决定自行乘自动扶梯，在其前往自动扶梯时亦有工作人员制止，且自动扶梯上贴有安全乘梯提示标识，宋某某及家人知晓不能乘坐轮椅搭乘自动扶梯却仍然为之，没有尽到注意义务，应对宋某某受伤承担主要责任。

　　同时，法律规定了公共场所的管理人的安全保障义务，地铁一分公司粘贴安全乘梯标识，制止宋某某乘坐自动扶梯，出站口亦设有无障碍设施，尽到了一定的安全保障义务。但是宋某某无法详尽知晓无障碍设施情况，地铁工作人员在接受询问时，应主动告知无障碍设施详情却没有告知，对此地铁一分公司应承担一定责任，故判决就宋某某所受伤害，由宋某某自行承担80%的责任，由地铁一分公司承担20%的责任。

　　本案涉及地铁车站对残障人士安全保障义务的合理限度与责任认定问题，对此，应从两个方面加以考量。

　　首先，公共场所管理人对残障人士有超过必要限度的注意义务。公共场所管理人具有提供必要的保障设备、提供必要的服务管理、提供对第三人侵权的必要防范、进行必要提示等必要的安全保障义务。若面向残障人士开放，管理人更需加强该义务，加大危险性设施设备的检修和维护力度，做好公共场所的危险性巡查及安全提示工作。

　　其次，被侵权人因自身参与过失应承担风险。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故意或不合理地使自己处于损害风险中，应自行担责。残障人士出行活动应“趋利避害”，在进入地铁车站，靠近或使用危险性设备时，残障人士及其家人更须提高警惕。

　　综上，公共场所管理人的安全保障义务应当在合理的限度范围内，在被侵权人自身未尽必要注意义务时，不能苛求管理人承担不合理的高度危险防免义务。同时，考虑到残障人士等特殊人群取证困难，可向管理人分配举证责任。

　　经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集体讨论，形成一致意见认为：从事住宿、餐饮、娱乐等经营活动的经营者，负有安全保障义务。在经营场所内，因第三人介入侵权导致损害结果发生的，有过错的经营者（安全保障义务人）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但在确定该责任承担的范围时，不能动辄就课以针对损害的全部赔偿责任，应视义务违反人能够防止或者制止损害的范围而定。经营者所承担的赔偿责任是一种补充赔偿责任，因实施加害行为的第三人属于终局责任人，所以经营者在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该第三人进行追偿。

　　86、“骑行圈”第一案——张某芝等与汤某等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上诉案

　　自发式户外运动在组织阶段，本质上不属于法律行为，而属于社交层面的情谊行为，故相约者之间并不负担必须履行的义务。一旦进入实际参与阶段，相约者之间的关系就会发生变化，相互之间即产生侵权法上所要求的注意义务，对于组织者而言，负有的是安全保障义务；对于参加者而言，则是基于诚实信用原则而产生的帮助义务。组织者和参加者一旦违反上述注意义务，则此前的社交层面的情谊行为就会转化为情谊侵权行为，因此造成的损害，二者均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87、自发性娱乐活动中突发猝死事件参与者及组织者责任之认定——姜某某等诉吴某某等生命权纠纷案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打麻将是自发性娱乐活动，从日常生活经验而言，短时间内打麻将的行为于一般人而言不具备人身危险性，不会导致受伤或死亡的结果，参与者不会也不可能预见该行为具有危险性。唐某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对其自身身体条件能否打麻将是明知并负责。本案没有证据证明五被告存在延误救治或者具有其他侵权行为，也无证据证明五被告的行为与唐某某的死亡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故对两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吴某某夫妇自愿补偿3万元，系对自身民事权利的自由处分，予以准许。故判决：一、吴某某、陈某某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补偿姜某某、唐某3万元；二、驳回姜某某、唐某全部诉讼请求。

　　一般而言，打麻将等自发性娱乐性活动不具有危险性，每位参与者在活动过程中仍应是自身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应考虑自身状况，量力而行。出现病情发作情况，其他参与者立即拨打急救电话，可认定已尽到了必要的救助义务。除负有法定救助义务的人员外，不能苛责公众在此类活动中承担较高的救助责任。

　　但在此期间如果发生受伤、猝死等事件，参与者及麻将馆经营者是否应承担责任，需从行为、过错、因果关系等方面综合分析进行认定。如猝死是因个人疾病等原因，打麻将过程中未出现推搡、争执等诱发疾病的外部原因，其他参与者及时采取了拨打急救电话等必要救助措施，则参与者不应承担侵权责任。如果经营者发现患者病情发作，未及时联系医生前来救治或者未采取将患者送往医院救治等必要救治措施，应认定经营者未履行安全保障义务，应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没有证据证明参与者存在采取错误救助措施的侵权行为，也无证据证明参与者的行为与死者死亡存在因果关系，而麻将馆经营者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其救助行为符合一般认知的救助反应，与管理和控制能力相适应。故参与者和经营者均不应承担侵权责任。

　　【案例来源】：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发布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十大典型案例

　　公园管理人采取了合理的安全提示措施，自行车出租方亦尽到上下坡推行的告知义务，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明知不会骑自行车的情形下，仍操控休闲自行车放任下坡滑行而不慎侧翻致其自身遭受损害，主张公园管理人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公共场所管理人的安全保障义务应界定在合理范围内，主要体现在：一是管理人的经营管理场所及相关配套设施应符合安全标准；二是管理人应当对已经发生的危险和损害进行积极的应对和救助。

　　90、游客在自行选择的景点内遭遇意外，旅行社需要赔吗？——方某等诉上海某旅行社生命权纠纷案

　　Ⅰ、旅游经营者在其组织的旅游活动中，对旅游者的人身、财产安全负有保障义务。旅游者自己选择的景点，经旅行社同意后，属于双方对旅游合同内容的变更，对旅游经营者具有约束力。旅游者在自己选择景点内发生意外，旅游经营者对该景点未进行考察、评估，视为旅游经营者未选择安全、可靠的旅游线路，应认定旅游经营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旅游经营者应承担赔偿责任。

　　Ⅱ、安全保障义务是指在旅行社组织旅游活动的过程中，对旅游者的人身、财产安全负有保障的义务。一般而言，旅游经营者的安全保障义务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安全保护义务：旅行经营者应对其提供的旅游产品和服务的安全性进行评估，应设计合理的旅游产品和旅游线路，危险系数高的旅游项目及旅游景点不应纳入旅游路线中；旅游经营者应选择合格有资质的旅游辅助者，提供有保障的住宿餐饮等服务。

　　（2）告知警示义务：对于旅游行程中的注意事项，旅游景点中的比较危险的区域等，旅游经营者应当提前向旅游者说明，给予明确提示、充分的提醒。

　　（3）适当救助义务：旅游行程中一旦发生义务，旅游经营者要提供及时、有效的救助，采取合理的处置措施。

　　法院认为，王某对火灾的发生具有过错，由于本案中存在遗留火种人，火灾的发生是堆放易燃物品与遗留火种相结合的后果，故根据王某的过错程度，确定其对本次火灾的后果承担70%的赔偿责任。物业公司未尽到必要的安全保障义务，对王某侵权造成的损失全额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小区楼道既是居民日常出行的主要通道，又往往是事故发生时逃生的唯一通道，对小区居民的生命安全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随意在楼道内堆积杂物不但污染环境、影响通行，更存在重大的安全隐患。本案中，在楼道内堆放大量易燃杂物和遗留火种的行为在主观上均具有过错，这两种侵权行为间接结合造成了火灾的损害后果，与廖某烧伤的损害后果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因火种遗留人并不明确，加之王某长期堆放杂物责任更重，所以确定王某对廖某的损失承担主要赔偿责任。本案同时提醒物业公司，制止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及排除火灾隐患是物业公司的法定义务，对于无法立即纠正、排除的安全隐患，物业公司必须在第一时间向行政执法机关报告。如果物业公司未能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根据其过错程度，可全额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本案的审理切实提高了公众对消防安全的认知度和认同感，充分发挥了司法裁判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作用。

　　【案例来源】：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发布2021年度涉民生侵权纠纷典型案例

　　法院认为，某滑雪场作为滑雪场地的经营者、管理者，应当具备滑雪行业要求的相关专业资质和管理能力，但是根据现有证据，该滑雪场存在缆车吊椅高度不符合国家标准、未保证摄像设备正常运行、缆车作业人员不具备相应资质等过错，且其未能按照国家标准保证摄像设备正常运行，无法提供事发当日的录像视频。因其未能尽到作为经营者应当负有的安全保障义务，导致王某下缆车时摔倒受伤，故其应对王某的损害后果承担主要责任。王某自身未能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应承担次要责任。对于王某要求某滑雪场赔偿其各项损失合理部分的请求，由某滑雪场按照60%的责任比例进行赔偿，故判决某滑雪场赔偿王某12.7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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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滑雪运动系一种具有较高风险性且有一定专业技术要求的体育活动，滑雪运动中的人身伤害事故时有发生。作为滑雪场的经营者和管理者，其负有保障滑雪者人身安全的安全保障义务。对于安全保障义务的具体内容，我国目前尚无统一的一般性规定，仅在一些法律、行政法规及行政规章中有所涉及，因此要结合经营场所提供的服务及具备的功能等进行认定。对于滑雪场的经营者而言，其应当具备滑雪行业要求的相关专业资质和管理能力，并按照相关国家标准建设滑雪场地及配套运营设施，为滑雪者营造安全、合格的滑雪环境。本案中，涉案滑雪场未尽到与专业管理能力相匹配的安全保障义务而造成滑雪者受到人身伤害，故涉案滑雪场应对侵权损害后果承担主要责任。本案的审理对于引导滑雪场切实提升安全保障水平，依法合规开展经营具有导向作用。

　　【案例来源】：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发布2021年度涉民生侵权纠纷典型案例

　　法院认为，某公司作为娱乐场所的经营者，其设置该类游玩项目是以营利为目的，根据收益与风险相一致原则，其应当负有保障游玩者人身安全的注意义务，即安全保障义务。涉案高台项目具有一定风险性，且无具体的国家标准与行业规范。对于经营存在较高风险的营利性娱乐项目，经营者应当负有更高的安全保障义务。本案中，涉案高空项目具有一定刺激性和风险性，必然会存在一些因胆怯犹豫导致动作不规范甚至变形的游玩者，作为经营者应当有这种预见义务，并应尽最大可能采取积极有效措施防范和制止危险的发生。现该公司未对设置该项目的安全性进行合理说明，未对陈某尽到安全风险和注意事项的提示告知义务，现场配备的安全员未经严格专业培训，事发后亦未对陈某进行专业救治等。综上，本院认为该公司在履行安全保障义务上存在过错，应对陈某的受伤承担主要责任。故判决该公司承担60%的赔偿责任，并赔偿陈某各项损失共计25.7万元。

　　司法实践中，在娱乐设施运行或文体项目参加过程中受伤的人身损害赔偿案件屡见不鲜。本案特殊之处在于案涉高空项目虽然具有一定的危险性，但目前并无具体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予以规范，亦未被列入国家公布的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监管清单，缺乏相应的行业监管。因此，判断经营者是否尽到合理限度的安全保障义务成为处理此类纠纷的难点。本案通过对具有一定危险性，但并无具体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予以规范的文体项目的安保措施执行情况和免责事由进行分析，明确指出大型营利性公共娱乐场所应当负有比非营利公共场所更严格的安全保障责任，事前其应尽到安全风险和注意事项的提示告知义务、禁止性事项的审查义务，事中其安保人员应具有专业资质或经过专业培训，对危险尽到合理注意义务，事后应对受害人采取必要的救助措施等。本案生效判决有助于督促此类项目的经营者改进安全保障措施，有效避免伤害事故反复发生。

　　【案例来源】：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发布2021年度涉民生侵权纠纷典型案例

　　94、赵某诉皇家加勒比游轮船务（中国）有限公司等海上人身损害赔偿责任纠纷案

　　公共娱乐场所责任人的安全保障义务是存在合理限度的。在把握合理限度问题上，一般采用以下原则：

　　一是行业或者生活经验普遍认知原则，责任人应根据相关国家、地方或行业标准或操作要求就场地和附属设施进行安排，如确无相关标准和操作要求，应以诚信善良管理人或一般生活经验人预判的风险履行保障义务。

　　二是一般安全保障原则，按照责任人当下的经营能力，以保障必要性和客观可能性为要求，能否满足一般安全保障需求予以认定。

　　三是风险自我防范原则，参与人及看护人均负有安全注意义务。对于正常可预判风险产生的损害责任由参与人及看护人承担。

　　公共场所经营管理者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在合理范围和限度内对顾客的不当行为采取必要的阻拦措施，属于合法的自助行为。顾客被阻拦后因自身疾病猝死，经营管理者及时报警求助，已经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顾客近亲属主张经营管理者承担侵权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96、经营者、管理者的安全保障义务责任在司法实践中的正确认定——张某甲与某通信集团山东有限公司某分公司人身损害赔偿纠纷

　　法院经审理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八条之规定，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责任纠纷适用过错责任归责原则。经营者、管理者的安全保障义务责任应该限定在正常能力、合理限度范围之内。从本案现有的证据看，被告的整个经销过程没有强买强卖，未使用侮辱性或者歧视性言语，现场参加人员可以自由离开，自由表达意志，推介促销活动并不违法，本身亦不构成过错。同时其选择的场地、场所无安全隐患，活动方式、授课方式、言语也无不规范之处，事故发生后积极做人工呼吸、拨打急救电话等抢救措施，尽了安全保障义务。据此判决驳回两原告的诉讼请求。

　　本案主要涉及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八条规定的安全保障义务人责任问题。本条规定了安全保障义务主体的两种责任类型：义务人因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而直接致使他人遭受损害应承担的直接责任；义务人未尽安全保障义务而使被保护人遭受第三人的侵害时应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依据本条规定，安全保障义务主要是指宾馆、商场、银行、车站、机场、体育场馆、娱乐场所等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等安全保障义务主体，应尽的合理限度范围内的使他人免受人身及财产损害的义务。

　　近年来，法院受理的公共场所经营者、管理者责任纠纷案件数量较多，如何正确适用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合理确定安全保障义务主体的范围，厘清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的安全保障义务及违反安全保障义务应承担的责任在司法实践中尤为重要，从而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安全保障义务来源于德国法上的一般社会安全注意义务理论，该理论系基于诚信原则从判例中发展出来的一般规则，并非德国成文法的规定。德国一般社会安全注意义务要求创设或者持续特定危险源者，为保护他人免受损害，应当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通常认为，只有在法律明确规定、合同约定或者存在先前行为的情况下，安全保障义务才得以启动，即安全保障义务是一种侵权责任法层面的法定义务。安全保障义务主体的范围的确定应当合理，一方面对社会生活中可能发生危险的场所或者活动，要求行为人履行必要的防范损害发生的义务，充分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又要考虑我国国情，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不能盲目地扩大安全保障义务主体的范围，认定责任人是否应当履行安全保障义务，必须严格把握条件，否则将使人动辄得咎，不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

　　在没有第三人行为介入的情况下，义务人因违反安全保障义务导致被保护人遭受侵害，义务人承担的是直接责任，并应就其未尽安全保障义务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直接责任的构成要件为：一是安全保障义务主体未采取能够预防或消除危险的必要措施，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二是因为安全保障义务主体未履行义务而使被侵权人受到了损害；三是不存在第三人行为的介入，即义务人违反安全保障义务是造成损害的直接原因。

　　本案中，活动参加者张某甲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参加对自身优惠、有利益的活动，对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尤其是疾病风险都应当有所预见，有所防范，发现自己身体不能承受的情形，应当及时退出或者主动休养休息。这些不仅容易做到，也是民事主体对自己身体安全健康状况应当谨慎注意并负责的范畴。同时，本案首先排除死者生前发生争吵，被殴打的可能性；其次排除言语刺激，恶言相向，嘲笑讥讽，故意挑衅等诱因问题。案涉经营活动为普通性质的小型营销促销活动，不是为哪一类群体或者为某一个人量身定做的活动。活动的组织者也系普通人员，其安全保障义务责任应该限定在正常能力、合理限度范围之内。组织者不可能知悉参与者的身体健康状况或者某些身体特质。其选择的场地、场所无安全隐患，活动方式、授课方式、言语也无不规范之处，事故发生后积极做人工呼吸、拨打急救电话等尽了安全保障义务，如果要求其针对不同的人群采取不同的、针对性的安全保护、预防措施，显然过于苛责。超出组织者、管理者的正常的能力范围与合理限度范围，提高或拔高其注意义务，也会影响到经济社会活动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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